冰点特稿: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的命运和理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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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少有这样的事情,能够这样把大半个世界都拖进一个国家的内战中去。对西班牙内战的研究,对随后40年佛朗哥政权的解读,都在很长时间里,被战争和内部的残酷对抗所封杀。研究者深入不进去,还没有进门,就被漫出来的血污没了膝盖,再进去就没顶了。所以,简化地给一个是非判断,是最安全的做法。于是世界上的左翼就认定佛朗哥一方是法西斯,而右翼则认定,失败了的共和派是苏俄的赤色分子。可是,别人尽可以在外面隔岸指点,西班牙人已经被圈在里面。分裂、暴力对抗、血流成河,从一个已经无法改变的现实,渐渐变成无法改变的历史。生活在西班牙,里面的人有一个如何走出历史陷阱的问题。

可以说,在独裁统治下,所有的人在如何走出历史的问题上,都是被动的。唯一似乎有更多“主动”空间的人,就是佛朗哥。对胡安·卡洛斯一世的前途和培养方式,成为了解佛朗哥的一个窗口。佛朗哥是一个独裁者,可是,独裁者和独裁者之间,在某种意义上来说,也可以有本质差别:就是有明白的独裁者和不明白的独裁者。这话听上去很奇怪,其实是很真实的存在。明白的独裁者知道民主社会是一种历史潮流,自己只是一个冲突社会无可奈何的结果,是一个历史过渡人物。罗马而不明白的独裁者,会梦想独裁制度是社会的必然,会如古代帝制一样,千秋万代传下去。从胡安·卡洛斯一世的回忆中,可以看到,佛朗哥非常明白,自己只是一个过渡人物。

佛朗哥只给胡安·卡洛斯一世提供一流的教育机会,很少和他谈起政治,也几乎不给他处理政治问题的指点和劝告。面对佛朗哥时代的西班牙社会,年轻的王子会不由自主地主动问佛朗哥,在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下,我该怎么办?胡安·卡洛斯一世回忆说,在这个时候,佛朗哥会说:“我真的不知道。可是,在任何情况下,殿下,你都没有必要做那些我不得不做的事情。当你成为国王的时候,时代已经变化了,西班牙的人民也将和现在不同。”在胡安·卡洛斯一世要求旁听政治上层的会议时,佛朗哥还是那句话:“这对你是没有意义的,因为你不可能去做我要做的事情。”

对于胡安·卡洛斯一世,这是非常困顿的状态,国家冲突的历史,再加上他处在父亲和佛朗哥之间的复杂关系。可以说,他后来成长起来,他的民主政治理念的形成,是他所接受的西方传统教育的逻辑结果,包括欧洲的历史、法律、政治学,等等。这样的教育不但是佛朗哥一手安排的,而且,佛朗哥显然知道这样教育的结果是什么。国王后来回忆说,他的政治法学老师,后来是改革初期最好的帮手和议长,罗马曾经告诉他,你不必担心自己要向保守派发誓维护佛朗哥时代的原则,我们可以逐渐合法地改变它,我们一条条法律地逐步修改。最终,他们确实这样做了,而且做到了。

他回忆说,佛朗哥非常相信“瓜熟蒂落”这样的民间老话,相信时间的流逝会解决许多当时不可能解决的冲突。胡安·卡洛斯一世成长的时代,也是西班牙逐渐变化的时代。非常重要的一点是,内战之后有了新一代的西班牙人,胡安·卡洛斯一世是和他们一起成长起来的年轻人。他没有内战一代人相互之间的深仇大恨。

胡安·卡洛斯一世的状况很是复杂,一方面,他知道在很多年里,他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被汇报给佛朗哥,另一方面,他在佛朗哥的安排下接受最好的教育。佛朗哥没有儿子,后来,胡安·卡洛斯一世感觉,在某种意义上佛朗哥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。可是,佛朗哥天性是一个态度冷静、沉默寡言的人,从不对他流露感情。佛朗哥给了胡安·卡洛斯一世充分的和自己父亲交流的条件。胡安·卡洛斯一世认为,从政治理想来说,给他最大影响的就是自己的父亲。不可否认的是,佛朗哥给王子安排的教育,正是他接受父亲理想的坚实基础。

可是,胡安·卡洛斯一世也回忆到自己和父亲的分歧。父亲住在距离西班牙那么近的地方,却不能回来,而他则在马德里年复一年地读书。父子之间的交流一度因为对“西班牙”的认识而变得困难。胡安·卡洛斯一世说,18岁就流亡海外的父亲,就像任何一个长久流亡、长久没有回到故乡的人一样,故国越来越变成一个梦幻,西班牙成了他旧日记忆和想象的反射。可是,胡安·卡洛斯一世自己生活在这里,呼吸着这里的空气,他对自己说,父亲告诉我的那个西班牙已经是过去了,西班牙在变化,今天生活在那里的男人和女人,已经不是他记忆中的西班牙人。可是,他又不能对父亲直说:“你错了,父亲,一切已经都变样了!你的西班牙和我的西班牙已经不再是同一个地方!”父亲一度对他很生气:“你怎么变得和佛朗哥的看法一样。”胡安·卡洛斯一世对父亲说,因为他和佛朗哥生活在同一个现实的西班牙。还有一个重要原因,就是他时时在以一个未来执政者的眼光来看这个复杂的西班牙政局。所幸的是,父亲最后能够接受“西班牙在变化中”的现实,开始愿意倾听儿子对现实西班牙的介绍和儿子一些看法的来源。这种交流使得理想和现实之间有了一个调整,这对未来的西班牙国王非常重要。

在胡安·卡洛斯一世眼中,佛朗哥是个明白人,完全知道在他死后西班牙绝不会维持不变。对于作为他的权力继承人的“国王”位置,他也并不认为是旧制度下的绝对君权。胡安·卡洛斯一世也明确表明,在他执掌西班牙之后,他要实行民主制度。在去世之前,佛朗哥逐步向下属转移权力,他的部下也开始尝试对于新闻自由等立法的尝试。可是,独裁体制本身,以及地下反对派和地区独立运动的冲击,往往使得任何改革都处于进两步退一步的摇摆中,不可能有本质的转折。在佛朗哥病危的时候,胡安·卡洛斯一世去看他,佛朗哥拉住他的手,用力握住说:“陛下,我对您唯一的请求是维持西班牙的团结。”在表面上看,佛朗哥似乎留给他一个完整的西班牙,在他的统治下,西班牙人似乎是“团结的”,可是,胡安·卡洛斯一世清楚地知道,这个团结只是一个假象。因为,处于另一端的西班牙人并不能发出自己的反对声音。在那一端,有流亡海外的左翼政党,有在高压下如火山间歇喷发的区域独立运动等等。在高压撤出的那一刻,很可能立即分崩离析。

独裁政治与生俱来的问题,就是权力的滥用,独裁政治下有太多的侵犯人权的残酷事件发生。独裁政治的另一个问题,哪怕是明白自己只是一个过渡政权的独裁者,仍然本能地害怕权力的退让,因为手上沾染的鲜血太多。因此,即便是明白的过渡者,也往往把过渡时期的长度定为自己生命的长度。这都是具有民主思维的胡安·卡洛斯一世所无法认同、甚至常常感到难以忍受的,虽然他比其他任何人更理解佛朗哥的复杂处境。这也是他和佛朗哥在感情上始终无法真正走近的根本原因。试图提前脱离这种独裁困境的一个尝试,是以明确的对独裁者不予追究的承诺,来换取他早日交出权力,换得国家的早日解脱。这就是智利对皮诺切特的做法。皮诺切特是一个和佛朗哥十分相近的独裁者。智利人民让皮诺切特在独裁执政17年后提前交出了权力。可是,智利对皮诺切特处理的后续发展证明,这样的做法显然还是具有极大的争议。最后开始试图起诉皮诺切特的正是后来民主化以后的西班牙。

在这样的独特处境下,胡安·卡洛斯一世学到了“观察、倾听、自己保持沉默”。1974年,胡安·卡洛斯一世对一位历史学家说:“我要做一个现代的国王,维护国内和平,否则任何进步、任何发展、任何公正都是不可能的。而目前我还不能有任何作为。”佛朗哥的统治维持了40年,在胡安·卡洛斯一世看来,变化应该可以更早到来,后期的佛朗哥其实是在浪费他和西班牙人民的时间。然而也由于他对佛朗哥的更多了解,在胡安·卡洛斯一世成为国王以后,人们注意到,他从来不在公众面前批评佛朗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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